Edgen Stock·Feb 19 2026, 13:48一个新的全球经济秩序正迫使发展中国家做出艰难选择，它们被夹在西方的保护主义和中国对关键供应链的战略控制之间。根据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拉巴赫·阿雷兹基（Rabah Arezki）的分析，无限制的全球化时代已被一个碎片化的体系所取代，经济主权必须与市场准入仔细平衡。
西方经济政策的转变正在积极重塑全球贸易格局，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显著障碍。美国已通过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IRA）和《芯片与科学法案》转向大规模产业政策。这些法律明确将补贴与国内生产和从盟友国家采购挂钩，这种做法被称为“友岸外包”，从而使该优先集团之外的生产商处于不利地位。
与此同时，欧盟通过其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实施了一种监管形式的产业政策，该机制已于1月1日进入过渡阶段。该机制对钢铁、水泥和铝等进口产品征收碳相关关税。对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快速实现脱碳的发展中国家而言，CBAM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贸易壁垒，在他们需要实现经济多元化之际限制了其进入欧洲市场的机会。
全球经济从石油向关键矿产的转型创造了一种新的结构性依赖。锂、钴和铜等资源对于清洁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至关重要，许多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储量。然而，仅仅资源丰富并不能带来经济实力。中国主导着这些材料的全球加工，并控制着大部分稀土储量，这在供应链中造成了深刻的结构性不对称。
这种动态在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加速，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全球经济的低价值环节。通过出口未经国内加工的原材料，它们仍然面临价格波动和工业强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无法提升价值链并建立有韧性的经济体。
新兴共识是，无论是完全自给自足（自给自足）还是彻底开放，都无法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可行的道路。自给自足一直未能成功，将国家与技术和人才隔绝，而 unchecked 开放则导致了外国主导。21世纪所需的方法是在主权和开放之间进行审慎的平衡。
这一新战略涉及一种“大套利”形式，即各国必须积极管理与相互竞争的全球大国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与一个集团进行贸易，从另一个集团获取技术，并吸引第三个集团的投资，同时仔细维护战略自主权。掌握这种微妙平衡的国家将定义全球化的下一个时代，而那些将孤立误认为是主权的国家则有被时代抛弃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