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与中国车企在价格和技术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美国被迫在其 1.2 万亿美元的汽车市场中,在升级保护主义与战略性开放之间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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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与中国车企在价格和技术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美国被迫在其 1.2 万亿美元的汽车市场中,在升级保护主义与战略性开放之间做出选择。

长期以来受 100% 关税保护的美国汽车工业,正面临着一场战略危机。技术先进且价格亲民的中国电动汽车正主导全球市场,并出现在美国边境。电动汽车生产规模存在 10 倍差距,部分车型价格低至 9700 美元,这一冷酷现实迫使全美展开辩论:是加高保护主义围墙,还是战略性地允许竞争以重振国内制造业。
“在我们经营的市场中,我们无法在相同价格水平上与中国车企竞争。否则,我们就会亏损,”现代汽车首席执行官何塞·穆尼奥斯(José Muñoz)在采访中表示,这道出了面临生存威胁的行业心声。福特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Jim Farley)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警告称,允许中国车企进入美国市场将是“灾难性的”。
数据说明了竞争鸿沟正在迅速扩大。2025 年,中国售出了 1290 万辆电动汽车,占全球销量的 63%,令美国 128 万辆的销量相形见绌。仅比亚迪一家的销量就是整个美国电动汽车市场的 3.5 倍。这种规模使得中国公司每年在研发上的支出(预计 200 亿美元)超过美国同行(约 120 亿美元),且产品开发周期快了一倍。其结果就是诞生了起售价 9700 美元的比亚迪海鸥,以及在价格上低于特斯拉 Model 3 却提供更多集成技术的小米 SU7 轿车。
生死攸关的是一个贡献了美国近 5% GDP、且作为国家制造和国防供应链基石的行业。目前的关税政策旨在为通用汽车和福特等国内厂商争取时间,但因其使这些厂商免受推动创新的压力而受到批评。虽然美国车企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入门级车型而转向高利润的 SUV,但其全球市场份额已大幅萎缩,从 2019 年的 21.4% 下降到 2025 年的 15.7%。
另一种日益受到关注的战略是复制中国的“鲶鱼效应”。当中国以优惠政策欢迎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时,它将该公司作为升级其整个供应链的催化剂。此举帮助宁德时代等国内供应商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电池生产商(占据 38% 的全球市场份额),并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完成了关键制造知识的转移。
支持者认为,美国可以采用类似但更严格的模式。通过允许比亚迪或吉利等中国电动汽车领导者在严格条件下进入市场,美国可以利用其规模和制造实力作为国内学习的加速器。该框架将要求建立美方持股 50% 的合资企业,分阶段实施国内零部件比例要求,并强制向美国实体授权关键电池和制造技术。所有车辆数据都将在美国管辖下存储和管理,以解决国家安全担忧。
这种模式已在欧洲初具规模,斯特兰蒂斯(Stellantis)和雷诺(Renault)等车企已与中国同行建立合资企业,利用闲置产能并加速电动汽车转型。尽管来自工会和贸易鹰派的政治障碍巨大,但选择正变得日益清晰。华盛顿可以继续筑起高墙,保护一个面临在全球范围内变得无足轻重风险的行业,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条件开放市场。
竞赛尚未结束。美国仍通过 QuantumScape 和 Waymo 等公司在下一代固态电池和自动驾驶系统方面保持领先。战略问题在于,是否要将这些尖端技术与中国车企已经掌握的制造规模和速度相结合。按照美国的规则将“鲶鱼”放入鱼缸,或许是国内产业学会游得更快的唯一途径。
本文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