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森特五大原则：贸易赤字与美元地位的内在矛盾

一位读者致信《华尔街日报》，对美国财长斯科特·贝森特的"经济治国术"框架提出质疑，认为将贸易逆差视为经济脆弱性，是对美元储备货币地位代价的误读。

6月30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一封读者来信指出，美国财长斯科特·贝森特在6月24日专栏文章中阐述的"经济治国术五大原则"存在内在矛盾，削弱了其整个框架的可信度：美国不可能一边将贸易不平衡视为需要减少的脆弱性，一边又将美元的首要地位作为美国实力的支柱来颂扬。

"全球持有美元的意愿，恰恰是美国能够持续出现贸易逆差的原因，"该信作者布莱恩·J·格罗斯写道。"贸易不平衡并非美国经济疲软的证据，而是发行全球储备货币所带来的后果之一。贝森特先生所定义的脆弱性，其实是一种非凡特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25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约为1.1万亿美元，约占GDP的3.7%。这一赤字由全球对美元计价资产（包括美国国债）的需求提供资金。截至2026年3月，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达到创纪录的8.6万亿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仍接近58%，是欧元占比的五倍以上。

贝森特的第一原则——经济安全需要减少贸易不平衡——与第四原则——颂扬美元首要地位——之间的张力，指向一个更深层次的战略问题。美国不可能在减少贸易逆差的同时，不减少支撑美元需求的净资本流入。经济学家将这种动态称为"特里芬难题"，以1960年代首次提出该理论的比利时经济学家的名字命名。美国上一次贸易逆差持续收窄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逆差从2008年的7080亿美元缩小至2009年的3820亿美元——这一收缩是由经济衰退驱动的，而非政策设计的结果。

汉密尔顿的可信度问题

格罗斯还对贝森特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解读提出质疑。他认为，美国第一任财长的意思并非主张从全球贸易中退缩，而是美国需要变得"足够可信，才能以平等身份参与全球贸易"。汉密尔顿曾警告说，由于"缺乏中央监管"，"任何了解我们政治联盟性质的国家，都不会愚蠢到与美国达成协议"。

格罗斯写道，这一担忧直接关系到贝森特的第三原则——美国必须为下一个经济时代制定规则。"你不能一边暗示现有承诺是有条件的，一边又指望其他国家遵守新的承诺。"格罗斯写道。"那些撕毁框架的国家，不可能成为新规则的制定者。它们只会失去手中的笔。"

自2018年贸易战升级以来，美国对中国商品平均征收约10%的关税，对2500亿美元的工业品征收高达25%的关税，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这些措施使双边贸易额每年减少约1000亿美元，而中国则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征收了报复性关税。

被误认为负担的特权

该信的核心论点——美国必须区分"真正的脆弱性与被误认为是负担的特权"——反映了经济学家之间长期存在的争论：持续的贸易逆差究竟是战略上的弱点，还是储备货币地位的结构性特征。日本和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的两个外国持有者，合计持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美国政府债务——这一地位既赋予它们对美国经济的经济杠杆，也使其对美国经济产生金融依赖。

如果美国推行旨在显著减少贸易逆差的政策——通过关税、汇率干预或国内生产指令——那么由此导致的美元外流减少也将削弱外国对美国资产的需求，可能推高美国的借贷成本。多位华尔街策略师表示，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在2026年第二季度平均为4.8%，而外国购买减少将给收益率带来上行压力。

正如格罗斯所概括的那样，贝森特框架面临的挑战并非美国能否竞争取胜，而是美国能否认识到，它所谓的某些"脆弱性"，其实是它试图捍卫的那些优势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本文仅供信息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